1973年，一位广西女子自称是毛主席的女儿，工作人员认为对方是骗子，毛主席却连忙表示：“让她来，我想见见她。”
一九七三年，广西那边托人带到北京一封信，信封上写着几个字：您的广西女儿。
这话一出来，工作人员难免犯嘀咕。毛主席的女儿是谁，大家心里有数，怎么又冒出个“广西女儿”？换作一般人，多半先往骗子那边想。毛主席却没有。他看见这几个字，像是一下想起了什么，立刻让人把写信的人找来。
这个人叫岑荣端，后来改名岑云端。她和毛主席的缘分，得从一九五四年八月那场舞会说起。
那年，中南海春藕斋办舞会。毛主席一直主张，工作再忙，人也得活动活动。跳舞在当时不光是消遣，也算一种锻炼，所以文工团的同志也常来参加。
岑荣端那时十九岁，是广西贺县人，一九三九年八月出生，从小喜欢跳舞，后来进了广西解放军文工团。抗美援朝时期，她被调去东北，做过护士。一九五四年，她回到沈阳军区文工团，又进入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舞蹈队，这才有机会进中南海。
真到了毛主席面前，她还是紧张得手心冒汗。老同志把她领过去，说下一支舞由她陪主席跳。毛主席先问她哪里人，她答广西贺县。又问名字，她说叫岑荣端，还怕这个姓少见，特意比划了一下。毛主席笑着说，这个姓确实少，“荣端”不如“云端”好。周围人一下笑了，她那口紧绷的气，也慢慢松下来。
舞曲一起，她还是放不开，步子迈得很小。毛主席看出来了，就说，别紧张，把自己当成父亲面前的孩子，大胆跳。说着又聊到她的民族，毛主席觉得她多半是壮族。她起初不信，后来专门去问父亲，才知道真被说中了。
后来，岑荣端因为工作调动，去了新疆的解放军春蕾文工团，见毛主席的机会越来越少。可她一直记着那次舞会。在她心里，毛主席不只是领袖，也是个让人愿意亲近的长辈。
有一回见面，毛主席忙得头发有些乱。岑荣端顺口说，主席，头发乱了，给您理一理吧。毛主席听完很感慨，说替自己整理头发的，除了亲生女儿，她还是头一个。紧接着又说，你也是我的广西女儿。岑荣端把这句话一直记在心里。
等到七十年代，岑荣端回到广西工作，心里还是惦记毛主席。她想写信，又怕寄过去没回音。正赶上一九七三年，王海容到广西出差，她就托王海容代转。信封上那句“您的广西女儿”，就是这样写下的。
毛主席收到信后，一下就想起当年那个从广西来的小姑娘。信里写得很实在，说想再见一面。毛主席看完很动情，专门找赵淑琴打听她的近况，得知她已经回广西，又让人去找住址，把她请到北京来。
一九七四年二月，岑荣端再次走进中南海。毛主席一见她就招呼，说，哟，广西的女儿来了。她一听，眼圈当场就红了，握着毛主席的手，说离开八年了，总算又见着了。她也看得出来，毛主席苍老了许多。可即便这样，毛主席还是一连问了她不少事，也问广西近况。
话头很快落到大藤峡。毛主席提起大藤峡瑶民起义，说压迫逼得人没活路，乱子自然就起来了，做民族工作，不能光挂在嘴上，得真心实意关心、爱护少数民族，百姓才会拥护。岑荣端听得很入神。也就是这次，她把毛主席亲手写下的“大藤峡”三个字带回了广西。后来，这三个字被刻在大藤峡的悬崖壁上，一直留到今天。
岑荣端在中南海住了五天。临走时，毛主席送她一个蓝色书匣子，里面是一套《鲁迅批孔反儒文集》，是用自己的稿费印的。翻开第一页，上面写着“毛泽东赠岑云端同志”。从那以后，她真的改名叫岑云端。
毛主席又从抽屉里拿出三百块钱塞给她，说路远，拿着做路费。她推辞，毛主席不让。临别时，她说以后每年都要来看望。毛主席笑着说，广西到北京远得很，三年一次就够了。她嫌三年太长。毛主席便伸手和她拉钩，说谁失约，就罚一百架飞机、一百斤猪肉，再加一百门大炮。她也顺着话接，说飞机大炮拿不出，猪肉总还能想办法。
回到广西后，岑云端一直记着毛主席说过的话，把工作尽力做好。过了一年，她还是去了北京。没想到这一次，见到的已是病中的毛主席。人躺在床上，背有些弓，行动不便，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。听见她进门，才知道是她来了。岑云端赶紧握住毛主席的手，说，小岑来看您了。毛主席轻轻拍了拍她，说眼睛不中用了，文件看不了，书也看不了。
后来秘书悄悄告诉她，毛主席那阵子已经很少见外人，这回肯见，是真把她当女儿。她听完，心里一阵发酸，只能劝毛主席安心治病，说等眼睛好了，再来看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一面竟成了最后一面。
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，毛主席逝世。岑云端当时还在广西，消息传来，人像一下被打蒙了，立刻赶往北京，成了广西首批参加吊唁的代表之一。站在毛主席遗像前，她哭得说不成话，最后只挤出一句，您的女儿来看您了。
一九九九年，岑云端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戏剧研究室退休。
她后来一直很低调，极少主动提起这段往事。可有些事，越不张扬，越见分量。那封信，那本赠书，那三百块路费，还有大藤峡石壁上的三个字，隔了这么多年，再提起来，心口还是发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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